从“年度施政”到“五年规划”：香港为自己锚定五年新航向

——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公布之际

2026年9月16日，一份蓝色封面、7篇28章、约6万字的文件在香港正式公布。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顶层设计。

过去若干年，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主要依靠专项合作协议、部门对接、项目合作等方式推进——有力、有效，却也零散。如今，一份自主编制的中长期规划，把"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参与大湾区建设"这些宏大命题，转化为可拆解、可考核、可问责的阶段性任务。这不仅是文件形式的变化，更是治理逻辑的一次跃迁。

把"真问题"写在纸上，才是规划最大的诚实

一份规划的分量，首先取决于它敢不敢直面真问题。

香港的底子是扎实的。2025年本地生产总值达3.31万亿港元，实质增长3.5%，连续第三年录得扩张；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稳居全球第三、亚太首位；世界竞争力排名重返全球前三；截至2025年底，香港银行体系总存款额突破19万亿港元，同比增长超过10%。这些是"一国两制"下制度优势与区位优势共同沉淀的结果。

但规划没有在成绩单上停留。它把三处最深的痛点，写得很直白：

其一是产业单一。​ 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约94%，制造业占比仅1%左右。经济外向型特征突出，对外贸易与资本市场的波动，直接传导为本地经济的起伏。

其二是就业与产业的价值错位。​ 金融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6.2%，却只能吸纳7.2%的就业人口；制造业从业人数仅占就业人员总数的2.1%。这意味着，香港增长最快的那部分经济，恰恰是创造岗位能力最弱的那部分。青年就业压力、收入分化，根源在此。

其三是科创链条的断裂。​ 香港拥有多所世界一流高校和雄厚的基础科研能力，"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超越东京—横滨集群、首次排名全球第一——但应用研究布局偏少、中试环节缺失、成果转化链条不畅，长期让香港停留在"0到1"的强项里，而把"1到100"的增值留在了别处。

把这三个问题写出来，本身就说明这份规划不是一份粉饰性的愿景文本。

一手加固基本盘，一手造新引擎

规划在经济上的部署，体现的是一种"双轨"思维。

第一条轨道，是加固传统优势。​ 金融、航运、贸易、专业服务占本地生产总值50%以上，吸纳大量就业，是香港经济社会的基本盘，也是转型升级的支撑。规划因此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做深做厚：金融上巩固提升离岸人民币业务与财富管理功能，优化扩充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推进"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并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航运上推动港口向高附加值业务转型，深化大湾区港口群协同；贸易上坚持自由开放与零关税，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推进CEPA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对接"一带一路"。

第二条轨道，是培育新动能。​ 规划提出发展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前瞻布局生命健康、人工智能与机械人、微电子、先进制造，乃至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航天经济与海洋科技。

承载这条新轨道的核心空间，是北部都会区。规划给出的是一组硬数字：未来五年产出约900公顷"熟地"，可提供超过7万套房屋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三座大学城自西向东依次为洪水桥、新田、打鼓岭，每座均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生活社区"布局；推进"八纵八横"基建，含"五纵五横"铁路网络与"三纵三横"主要道路网络。更长远看，特区政府已提出未来10年熟地产量约2500公顷、其中约1400公顷在未来5年产出——这是在给香港补上"土地供给不足、用地成本高"这块最短的板。

从"有研发"到"能转化"

规划在科创上的破题点，是补"中段"。

香港首次系统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与新田科技城、科学园、数码港形成"北中南"三大园区；在生产力促进局、应用科技研究院之外，新设香港微电子研发院、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生命健康研发院。

其中最具指标意义的动作有两个：一是设立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按不少于3倍杠杆组建五个主题板块、总规模至少400亿港元，另设25亿港元创科创投配对基金，吸引不少于75亿港元市场资金；二是依托微电子研发院筹建香港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聚焦极端环境功率半导体，计划2027年成立），两条中试线目标年内投入运作。

中试，正是香港科创最缺的那一环。有了中试线，高校的成果才不必"出海找工厂"；有了引导基金的杠杆，社会资本才愿意为长周期的技术风险买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选择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目标明年第二季启用——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这一转向的认可。

硬指标，才是真承诺

判断一份规划诚意的最终标准，是它敢不敢给自己设"到期交不了卷会被追问"的数字。

规划在住房上给出的，正是这样一组数字：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兴建约3万套"简约公屋"；未来五年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达约19.6万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于2026—2027年度降至4.5年、2030—2031年度降至4年以下。同时明确未来10年房屋供应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

医疗与养老同样是量化的：力争五年内基本完成全港十八区地区康健中心建设，5年内地区康健中心累计会员人数达100万人；深化公营医疗改革，2031年公立医院病床增至约3.5万张。长者资助长期护理服务名额从2025年底约6.95万个增至2030年底约7.75万个；幼儿照顾服务名额从约1500个扩充至约3300个。

这些数字的意义，不在于它们有多宏大，而在于它们可核查。一位已轮候公屋三年、租住九龙湾劏房的市民说"看到了提早'上楼'的希望"——规划最终要回应的，正是这样的具体的人。

从"功能互补"走向"链条耦合"

规划最深的一层变化，在于香港与大湾区关系的重新定义。

过去的合作，多停留在"香港出资金与专业服务、内地出土地与产能"的功能分工。规划提出的，是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的跨境耦合："高校研发—湾区制造—港澳融资—国际市场"，或更完整地表述为"香港研发—河套及新田转化—大湾区制造—全球销售"。

空间上，北部都会区被定位为对接大湾区的核心枢纽，联动前海、南沙、横琴开展差异化合作。"硬联通"方面，北环线支线、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等跨境项目加速推进；"软联通"方面，有序扩大专业资格互认试点、推动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政策对接、健全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这种耦合的潜力可以用两个数字感受：新田科技城规划约210公顷创科用地，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为香港带来至少2500亿港元GDP贡献、提供超过30万个就业岗位；河套香港园区已于2025年12月开园，已有超过60家企业签约入驻。

30万个岗位——这正是回应"金融业占GDP 26.2%却只吸纳7.2%就业"这一错位的关键变量。

规划的生命力，在执行中兑现

规划已然高远，前景已然清晰，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有三个"时间差"值得警惕。

一是"熟地等人"与"人等通关"的错配。​ 土地释放的节奏若快于跨境基础设施与口岸配套的完善，就会出现空间空转。北都的人口与产业导入已在当下启动，而部分铁路的通车节点尚在后头，承接侧的通勤安排、公共服务必须提前布局。

二是产业导入与人才培养的时间差。​ 高校可以三四年培养一批人才，但如果产业生态没有同步成型，培养出来的人才仍会流失。引进龙头企业、完善中试与量产配套，需要与大学城建设同频推进。

三是财政投入与可持续性的平衡。​ 北部都会区、河套、新田科技城等基建投入动辄千亿级，如何在严控赤字的同时保障长期投入的连续性，考验着特区政府的财政智慧。

还有一个底线不能模糊：规划把"统筹发展和安全"单列一篇，提出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强化金融、航运、贸易及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前提，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在香港这样高度开放的国际都市，这一条尤其不能松。

规划还设计了一套闭环的实施机制：《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报告》落实、年度《财政预算案》支持、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报告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这套机制的价值，在于把"五年蓝图"与"年度执行"锁在一起，避免规划变成墙上的挂图。

香港拥有一流的法治环境、完备的专业服务体系、国际化的人才网络，以及内地广阔的市场腹地。这些禀赋，加上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明确支持，构成了香港推进长远发展的现实基础。

而这份五年规划真正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回答了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一个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的自由经济体，如何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突破基本法框架、不替代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补上"系统性、前瞻性治理"这一课。答案是：用规划明确重点发展领域、公共资源投向和重大基建布局，而把经营的自由留给市场。

从维多利亚港到北部都会区，从"3万亿GDP"到"4年以下轮候"，香港正在用一条更长的时间轴重新丈量自己。守住"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把规划写在纸上，更写在执行里——这条符合香港实际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值得期待，也需要全社会共同把它走实。（大湾区时报总编室）

责任编辑：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