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春暖　暗戰霜寒——澳門「紅色醫生」柯麟的21年隱秘堅守

澳門連勝街68號，鏡湖歷史紀念館中庭立著三尊半身銅像：何賢、林炳炎、柯麟。三人之中，柯麟是唯一的醫生，也是唯一一位生前從不談論自己另一重身份的人。

2025年8月29日，國務院公布第四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鏡湖歷史紀念館名列其中。相關資料寫道：自柯麟醫生1936年開始義務任職鏡湖醫院後，該院在賑濟難民、爭取華人醫生手術權、支援抗戰與解放戰爭、建立愛國統一戰線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而柯麟自己，從1928年進入中共隱蔽戰線，到1949年公開黨員身份，整整二十一年不曾開口。

一、海豐少年與他的引路人

1901年9月，柯麟生於廣東海豐縣海城鎮一個工商業者家庭，原名柯輝萼。1916年，他以名列榜首的成績考入海豐中學，結識了比他年長四歲的高年級學長彭湃——日後海陸豐農民運動的領袖。柯麟人生中第一次罷課，就是在彭湃影響下參加的。

1920年，柯麟考入廣東公醫大學（中山大學醫科前身）。1924年經彭湃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該校首任黨團支部書記，參與領導「收回公醫、歸併廣東大學」的學生運動。同年畢業，他留在附屬醫院當醫生。那一年他二十五歲，手上握著兩樣東西：一把手術刀，一個黨員身份。此後六十年，這兩樣東西再也沒有分開。

二、從手術室到起義前線

1927年，上海「四一二」、廣州「四一五」相繼發生，中山大學一夜之間有三百多名進步學生被捕。已畢業留院的柯麟以醫生身份四處奔走，掩護轉移大批幹部和青年。隨後他按組織安排撤離廣州，赴武漢出席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先後任第二十四師教導隊軍醫、軍部醫務處主任；9月隨軍回廣州，任第四軍後方醫院副院長。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據記載，柯麟懷揣手槍、手執炸彈，臂纏白布為記，參加攻打省督署的戰鬥。起義失敗後，他組織醫護人員搶救傷員，隨後轉入地下。

從這一刻起，「醫生」成了他最好的護身符。

三、達生診所：掛著「傳染病房」牌子的會議室

1928年冬，柯麟輾轉到上海，與賀誠在四川路延安里開辦了一家看似普通的診所——達生醫院。白天接診，夜裡樓上便是黨中央的秘密會議點；門口掛「傳染病房」的牌子作掩護，他和賀誠輪流在樓下放哨。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都曾以看病為名到此商議工作。

1929年8月，彭湃、楊殷等五位領導人因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出賣在上海被捕，隨後犧牲。中央特科奉命鋤奸，但白鑫被特務重兵保護，行蹤難尋。柯麟是白鑫信任的醫生，而他共產黨員的身份並未暴露。

據《柯麟傳》等史料記述，白鑫因病前來達生診所就診，柯麟不動聲色為其診治，借複診之機深入范爭波公館，探得白鑫藏身地點及即將逃往意大利的計劃並迅速上報。1929年11月11日夜，特科紅隊出擊，擊斃叛徒。

鋤奸事發，診所暴露。組織安排柯麟離開上海，他到廈門開辦同德醫院作掩護，又赴香港，在深水埗以「南華藥房」掛牌行醫，建立與中央單線聯絡的交通機關。1931年秋，他護救出時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李碩勳烈士的妻兒送往上海；其間葉劍英、聶榮臻、陸定一經香港轉赴中央蘇區。

四、轉戰濠江：中秋節的那次遷徙

1935年9月，潘漢年來到香港，交給柯麟一項任務：前往澳門，聯絡寓居當地的葉挺將軍。

幾天後的中秋節，柯麟舉家遷居澳門。對外，他是在板樟堂街開診所的「柯醫生」；對內，他是葉挺一家的保健醫生，也是黨組織安放在濠江的一枚棋子。

葉挺在澳門期間常與柯麟談起革命經歷，曾說自己雖未直接參加工作，仍希望下半生為黨出力。柯麟將他的生活與思想狀況一併向組織匯報，為其後重新出山、出任新四軍軍長作了鋪墊。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柯麟陪同張雲逸到葉挺住處，傳達中共中央邀請其赴上海共商組建新四軍的意見。葉挺一度想請柯麟主持新四軍醫務工作，組織考慮到他在澳門的獨特影響力，仍要他留下「做生意」。

這一留，就是十七年。

1938年，時任八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到澳門看望柯麟。柯麟問：「我們還要堅持多久？」葉劍英答：「十年。到那時候，你還在鏡湖醫院工作。」

這句話後來應驗了。

五、鏡湖：從義務醫生到首任院長

初到澳門，柯麟在板樟堂街開辦「柯麟診所」，靠替人治病養家。遇到需住院的重病人，他協助送入鏡湖；遇在家中病故者，他幫家屬送往鏡湖驗殮——就這樣一點點走近這所由澳門紳商捐資興辦的平民醫院。

彼時鏡湖地方狹小、設備簡陋。柯麟主動前來義務診病，並為護士學校學生義務授課，很快贏得尊敬與信任，數年後被聘為護校校長。1936年起，他正式成為鏡湖醫院的義務醫生。

1941年，鏡湖醫院成立西醫顧問團，柯麟是成員之一。顧問團在報告中疾呼：「猶憶孫中山先生在本院行醫之時，曾因我國多年積弱欲割一胱石而不可得……科學無國界，研究無畛域，醫學既非限於某一人種所能獨享。」背景是：澳葡當局規定凡在澳門行醫須持葡國文憑，華人醫生長期沒有手術權，嚴重窒礙鏡湖發展。孫中山1892年曾在此擔任義務西醫，開創鏡湖西醫先河，次年即因此離澳。

經值理會主席林炳炎與柯麟等據理力爭，1945年澳門華人醫生終於取得手術權，5月20日鏡湖外科手術室開幕。此後一年多，該院施行手術近六百宗，中山、江門一帶慕名求醫者絡繹不絕。

抗戰勝利後，有國民黨背景的人試圖爭奪鏡湖醫院院長一職。在馬萬祺及西醫顧問團同事推薦支持下，柯麟獲董事會主席林炳炎提名，經澳督批准，被正式聘任為院長。1946年鏡湖實行院長制，他成為首任院長。

上任之時，他提出一個條件：院長可以當，薪金不能收。

六、沒有烽煙的戰場

澳門在抗戰期間未被日軍佔領，卻也因此成為華南的重要後方與通道。1937年「七七事變」後，同年10月，鏡湖醫院值理會議決成立「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公推徐偉卿為團長、柯麟為訓練部長，以鏡湖醫院為訓練場地、見習場所及貯藥之所，前後兩期共招收學員一百多人。柯麟教的是急救法。

在救護班第一期學員畢業時，柯麟寫下《對畢業同學的願望》一文，字句慷慨：「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這些學員多數是年輕人。1938年，他們奔赴廣州開展救護；1939年，又數次前往中山戰地。

據鏡湖醫院檔案記載，抗戰時期該院每月接收病患數千人次，高峰期單月救治傷員三千餘人。1938年和1941年，澳門出現兩次難民高潮，鏡湖在艱難條件下收容難民、撫養難童。

更隱秘的工作在病房裡進行。通過秘密聯絡，柯麟接收前線受傷的游擊隊員轉入鏡湖救治，傷員往往偽裝成普通病人或難民，連姓名都未必真實。1944年，經他介紹，鏡湖護士學校多名畢業生奔赴中山五桂山參加抗日游擊隊，加入珠江縱隊第一支隊醫療隊。

七、西線營救：一條跨越封鎖線的生命通道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大批在港愛國人士與文化名人陷入險境。一場秘密大營救悄然展開，其中一條路線由香港先撤至澳門，再經中山、台山轉移桂林、重慶，史稱「西線營救」。

1942年1月至5月，柯麟組織鏡湖醫院思想進步的護士投入營救。先後抵澳的愛國人士有數十人，在柯麟及鏡湖值理、醫護人員掩護下短暫醫治休整，再分四批轉移內地。

時間線至今仍清晰可查：1942年1月5日，夏衍、蔡楚生等二十一人離開香港抵達澳門；1月20日，夏衍一行自澳門出發西行，穿越日軍封鎖線，22日抵達台山都斛東滘口。1月10日，范長江、梁漱溟等五人離港赴澳；1月17日乘船從澳門出發，18日抵達台山東滘口，其後取道肇慶、梧州一線，最終抵達桂林、重慶。

鏡湖醫院前院長梁秀珍當年是護校學生，曾參與照料這些文化名人。她回憶：「柯麟醫生既要應付繁重的臨床醫療工作，救治抗日傷員，又要參與營救工作，還不能暴露真實身份，其工作可謂艱苦卓絕。」

據記載，此次大營救歷時近二百天，跨越千里封鎖線，全程無一人被捕、無一人犧牲。

八、麻袋、冷槍與炸彈

當年的澳門是日寇間諜、漢奸、特務多方勢力出沒之地。柯麟名氣日盛，也招來殺身之禍。

其子柯小麟回憶，一次兩名特務企圖把柯麟裝進麻袋扔進海裡，幸而被人及時發現制止。此外，他還遭遇過放冷槍、診所被炸的威脅。

風險之中，他仍要經營一張看不見的網——團結澳門上層愛國人士。他與馬萬祺的結交始於組織安排：馬萬祺因香港淪陷滯留澳門，一度患早期肺結核，柯麟幾乎每天上門診病，兩人很快成為摯友。經柯麟介紹，馬萬祺赴港與潘漢年見面並提出入黨想法；潘漢年當面解釋，認為他留在黨外更能發揮作用。通過馬萬祺，何賢、林炳炎、崔德祺等工商界名人也漸與柯麟相熟。

何賢曾問柯麟：你這樣做圖什麼？柯麟答：「個人的一生有限，而民族和人類的生命無窮，我們要以有限的生命為廣大人民造福，那才是不白活一生。」

九、海上航線與兩千四百七十七箱器材

1948年，柯麟與周恩來、陳毅派來的專人開闢蘇北解放區至澳門的海上秘密航線：解放區的大豆、花生、中藥材運至澳門出售，再購進西藥、布匹、紙張、儀器設備、五金器材，支援北方解放區。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澳門。彼時澳葡當局禁止共產黨活動，國民黨特務仍在暗殺，全澳還沒有人敢掛紅旗。柯麟派人在街口掛出紅旗，鏡湖醫院升起五星紅旗並舉行慶祝大會。同年11月，他與馬萬祺等在平安戲院主持召開慶祝大會，公開表態擁護中國共產黨。

這是他二十一年來第一次公開自己的政治面目。

同年11月9日，香港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兩千多名員工通電起義，史稱「兩航起義」。美國及退守台灣的國民黨勢力向澳門當局施壓，企圖凍結「兩航」在澳財產。柯麟與何賢合作，將存放在澳門的2477箱航空通訊器材全部安全裝船啟航運抵廣州，為新中國雷達裝備建設與民航事業奠定基礎。1950年1月21日，他為此給葉劍英寫了一封密函，現藏廣東省檔案館。

廣州解放後，為進軍廣西、解放海南島，前線急需軍用物資與藥品。柯麟再次受命，聯合馬萬祺等愛國人士緊急採購200噸大米、50噸玉米、50桶汽油及大批藥品、工業原料與彈藥，疏通澳葡當局關係，突破封鎖，確保物資順利出境。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西方對新中國實施全面封鎖，他又組織將汽油、雷達等關鍵軍用物資從澳門秘密運往內地。

十、一塊印著「鏡湖醫院」的尿布

1951年，應葉劍英邀請，柯麟回到廣州，出任中山醫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此後他大部分精力放在廣州，鏡湖醫院卻一直保留他的院長職務：1954年至1978年，連續八屆共二十五年被選為董事會副主席；1984年董事會同意他卸任院長，選舉他為名譽主席。他服務鏡湖五十餘年，任院長近四十年，始終拒不接受薪金。

在澳門與廣州兩地，他留下的是同一套標準。

有一次，他在家中發現晾曬的小孩尿布上印著「鏡湖醫院」字樣——那是小兒子在醫院出生時用的，家人抱孩子回家時沒留意。他當即大發脾氣，斥責家人公私不分，堅持把尿布送回醫院。

侄女柯瓊回憶，伯父待人接物細心周到，記憶力極好。有位朋友幾年前到家裡做客，因身體關係對某種食物忌口，幾年後再見面，柯麟竟然還記得，並叮囑他飲食注意。她說，這或許是多年地下工作養成的習慣。

還有一個細節更能說明那二十一年的分量：柯麟與胞弟柯平雖然都加入了革命組織，卻因單線聯繫的紀律而一直不知彼此身份，直到新中國成立、身份公開，兩兄弟才知道對方都是黨員。

十一、從手術台到講台：一代宗師

回到廣州，柯麟面對另一場硬仗。1953年，他主持完成中山醫、嶺南醫、光華醫三所醫學院的合併，使原本隔閡的三校逐漸融合，一批有學術造詣與醫療專長的人才得到重用。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較多，師生下鄉下基層頻繁，教學秩序受衝擊。柯麟始終認為醫學生要學好科學知識才能擔負救死扶傷重任，「醫學生不能做空頭政治家」。他提出1∶2∶9制度——一年中1個月放假、2個月下鄉下廠勞動、9個月在校學習，並要求下鄉下廠結合衛生醫療實踐，視為專業鍛煉。

六十年代初，他集中一批富有治學辦校經驗的老教授的智慧，形成了著名的「三基」「三嚴」學風：注重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學習和訓練；在教學、醫療和科研中堅持嚴肅的態度、嚴密的方法、嚴格的要求。1964年1月，衛生部在廣州召開全國醫學教育工作會議，柯麟作為發言代表向董必武、葉劍英、聶榮臻等中央領導介紹這套經驗。

中山醫學院老教授卓大宏回憶，柯麟院長有強有力的領導才能、對政策的穩健把握與遠見，特別是他十分尊重團結一批名教授，禮賢下士，問治校之道於名師。柯麟平常很少談自己的過去，同事們一度以為他只是澳門來的醫生而已。

1962年，柯麟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文革」十年他遭受迫害，中山醫學院也受干擾；1980年5月，八十高齡的他重新擔任中山醫學院院長。1984年調任國務院衛生部顧問，定居北京，並任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長期擔任醫藥衛生組組長。

十二、身後

1991年9月23日，柯麟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喪事從簡。新華社發表訃告，稱他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醫學教育家」，評價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懷坦白、艱苦樸素、嚴於律己、高風亮節。

三十多年過去，他的名字仍立在三地：澳門鏡湖歷史紀念館內有他的半身銅像；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內有「柯麟樓」；中山醫學院校園裡重新安放了柯麟紀念銅像；2025年中山一院建院115周年之際舉行柯麟醫生銅像揭幕儀式，並宣布成立柯麟醫學人文學院。

《紅色醫生教育家——柯麟傳》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在澳門社會上，尤其是在工人、苦力、漁民、車夫等窮苦病患者中間，「柯醫生」有口皆碑。

鏡湖醫院常務副院長李鵬斌說：「柯麟醫生非常有家國情懷，他一直強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從1926年握起手術刀與黨證的那一刻起，柯麟就把一件事做到了底：白天救人，夜裡救國。杏林裡的春暖，與暗戰中的霜寒，在他身上從來不是兩件事。

（主要參考：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柯麟的杏林隱秘》《柯麟：懸壺濟世良醫意　救國憂民志士心》、人民網《柯麟是誰？》、南方日報《「紅色醫生」柯麟往事》、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柯麟銅像揭幕儀式文稿、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公告、《丹心照鏡湖——柯麟院長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特刊》、《柯麟傳略》、《紅色醫生·教育家柯麟傳》）

责任编辑：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