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和平獎需要「被保護」：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權力困境

十月的斯德哥爾摩與奧斯陸，照例進入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時間」。按諾貝爾獎官網公布的日程，2026年各獎項將於10月5日至12日陸續揭曉：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與文學獎在5日至8日先後出爐，和平獎定於10月9日，經濟學獎則壓軸於10月12日。科學獎項關注人類認知的邊界，而每年最牽動情緒的，始終是那枚在奧斯陸頒出的和平獎章。

但今年的特別之處在於：爭論的焦點，已不再是「誰配得上」，而是「誰扛得住」。

據路透社10月1日引述專家分析報道，由於美國正與伊朗交戰，特朗普今年獲獎的可能性「相當低」；儘管柬埔寨、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領導人已提名他角逐，奧斯陸和平研究所代理所長哈康·杰爾諾夫仍判斷機會甚微。真正值得玩味的，是他接下來的觀察：今年由五名成員組成的諾貝爾委員會，在評選時會考慮人選「能否承受來自特朗普的壓力」。

一句話，道破了和平獎處境的位移——它正在從評判者，變成當事人。

獎章可以轉贈，權威無法過戶

要理解這種位移，繞不開去年的餘波。2025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今年1月15日，馬查多前往華盛頓，將獎章「贈予」特朗普，白宮證實特朗普將留存這枚獎章。翌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發表聲明強調：獎項不得撤銷、共享或轉贈，「即使獎章或證書後來落入他人之手，也不會改變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

這是一次罕見的、近乎自我防衛的聲明。它的弔詭之處在於：委員會必須動用語言，去保護一件本應無須保護的東西。金屬獎章可以被帶走、被轉贈、被擺進任何人的陳列櫃；但獎章所代表的那套判斷——誰在某一年代表了和平的方向——在法理與道義上並不隨物易主。委員會的聲明，本質上是在劃清「物」與「名」的界線。

問題在於，當一位政治人物公開索求、並實際取得這枚獎章時，他追逐的顯然不是那塊金屬。他追逐的是諾貝爾獎百年積累下來的道德信用——一種可以兑換成國內政治資本、國際話語權與歷史定位的「符號硬通貨」。這恰恰說明：在當今世界，和平獎並未被邊緣化，而是被拉進了權力的市場。

委員會的三難

正因如此，委員會今年的處境格外微妙。杰爾諾夫的說法點出了癥結：委員們「可能擔心」把獎頒給某人，會使其面臨來自特朗普的壓力，因而要權衡這個獎「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這是一道三難題。若頒給特朗普的批評者，可能被解讀為「對抗」，得獎人甚至可能連帶承受現實的報復；若刻意避開所有爭議人物、選擇「安全」的技術性選項，則可能被視為向強權低頭，稀釋獎項的道德鋒芒；若反過來授予特朗普本人，那麼在美伊交戰的背景下，獎項的公信力將面臨更直接的考驗。委員會無論怎麼選，都難以完全置身於政治之外——它已被迫從「仲裁者」降格為「博弈的一方」。

這不是諾貝爾委員會的失職，而是一個時代症候：當規則的執行缺乏強制力，規則本身就會成為被覬覦、被施壓、被討價還價的對象。國際法院的裁決可以被無視，聯合國的報告可以被駁斥，和平獎的得主可以被要求「上交」獎章——它們共享同一種困境。

三類候選人，三種和平方案

路透社引述的預測名單，恰好構成了三種截然不同的「和平想像」。

其一是教皇利奧十四世。​ 作為首位出生於美國的教皇，他因批評美伊戰爭被特朗普斥為「軟弱」，卻表示將繼續公開反戰。他關於人工智能的倫理思考、對對話與和平解決衝突的倡導、對移民尊嚴的呼籲以及人道主義工作，都可能成為授獎理由。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卡里姆·哈加格評價他「不僅僅是宗教領袖，已成為一位重要的思想領袖」。值得注意的是，教皇與特朗普同為美國人，卻代表了兩種背道而馳的世界觀：一個以普世道德與跨國共同體為座標，一個以國家利益與實力政治為優先。若獎落教皇，其訊號將是「道德普世主義對民族優先論的一次矯正」。

其二是國際刑事法院（ICC）與海牙國際法院（ICJ）。​ 頒給機構而非個人，是對「以法律和制度約束暴力」這一路徑的再確認。在國際司法機構頻遭抵制、裁決執行力屢受質疑的當下，這類選擇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效力——它更像一次對「規則仍然存在」的公開宣告。

其三是聯合國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弗朗西斯卡·阿爾巴內塞。​ 她因批評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及對約旦河西岸的佔領，遭到美國和以色列的抨擊。授予她，等於把獎項押在「個人良知與言論自由」這一最脆弱、也最不可收編的防線上。代價顯而易見：得主將立即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

宗教權威、國際司法、個人良知——三條路徑，正好對應當代和平事業的三根支柱。委員會最終選哪一根，等於回答了「在這個時代，我們還相信什麼能約束戰爭」。

和平獎的危機，是國際秩序危機的縮影

把視野拉遠一點：和平獎今天的兩難，其實是整個國際秩序困境的微型標本。這套秩序曾假定，存在某些超越單邊意志的權威——法律、條約、多邊機構，也包括諾貝爾獎這樣的道德評判機制。但當大國愈發傾向以實力直接解決問題，這些權威便集體貶值。

更深一層的矛盾在於，「和平」這個詞本身也失去了共識定義。它是停火？是正義？是秩序的穩定？還是弱者權利的保障？當交戰各方都宣稱自己在追求和平時，評選者其實是在做一項遠比技術判斷更困難的事：為這個時代選擇一種關於和平的定義。

10月9日，奧斯陸會給出答案。但在答案揭曉之前，或許更該被記住的是這樣一件事：一個獎項之所以會被反覆施壓、被公開索求、被設法佔有，恰恰證明它仍未失去分量。真正無關緊要的東西，沒有人會費力去爭奪。

諾貝爾和平獎無法阻止戰爭，也無法強制任何人遵守裁決。它能做的，是在每年的十月，用一次選擇，為世界保存一種不完全服從於權力的語言。委員會今年要守住的，與其說是某位候選人，不如說是這種語言本身——以及一份「標準仍然存在」的公開證據。

至於這份證據最終指向誰，答案即將揭曉。

责任编辑：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