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之不为索取，孝发自于本心——从中西养育观念差异探寻现代育儿之道

编者按
 
       不同亲子养育观念，植根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宜简单二元对立、妄分高下。本文由海外学者育儿观点引发思考，回溯我国“养儿防老”传统与西方“放手育人”理念生成的底层逻辑，辩证剖析二者利弊得失，倡导构建兼顾个体独立人格与亲情伦理责任的现代养育观，对调适当代代际关系、涵养新时代文明家风，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养之不为索取，孝发自于本心——从中西养育观念差异探寻现代育儿之道

本报特约评论员 陈启明

 
       近日，斯坦福大学斯蒂芬·吉利根教授一段关于养育理念的观点引人深思：抚育儿女，并非为换取日后的孝道回报，而是要学会适时放手，支持孩子独立远行、成才自立，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反观我国流传千百年“养儿传宗、养儿防老，期盼子女尽孝回馈”的传统观念，两相对照，令人颇多感慨。纵观古今，两套养育模式并无绝对优劣，其生成根植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条件与社会保障基础，各有时代合理性，也各有自身局限。
 
       传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孕育于生产力低下、公共社会保障缺位的农耕社会。小农经济背景下，劳动者一旦年老丧失劳作能力，便失去生存依靠。彼时社会化养老、医疗体系尚未建立，家庭是抵御生存风险最重要的载体。抚育后代，本质上形成了一种跨代际的生存互助契约：父母倾尽心力抚育子女成长，待到暮年，则依靠子女赡养照料。加之农耕生产高度依赖劳动力，家族存续、土地权益传承多与男丁血脉紧密绑定，由此逐步固化了传宗接代的价值追求。
 
       这套价值体系的可取之处，在于构筑起紧密的家庭共同体，倡导孝亲敬老的伦理，危难时刻家人守望相助，维系着浓厚的亲情纽带。但它的弊端也十分突出：容易将亲子关系异化为投入与回报的利益交换，无形中给子女套上沉重的道德枷锁；部分父母以“养老回报”为由，过度干预子女择业、婚恋等人生抉择，极易激化代际冲突；一旦子女无力承担赡养重任，老年父母便容易陷入生活困境，社会上也由此形成“无后则晚景凄凉”的固有认知。
 
       吉利根教授所倡导的“放手式养育”，建立在工业化之后生产力提升、社会福利相对完备的现实基础之上。随着社会生产力大幅发展，养老保险、公共医疗、社会救助等制度日趋完善，晚年生活保障不再高度依附后代，养育行为的功利性诉求随之淡化。社会价值取向更加尊重个体主体性，养育的核心目标转向培育人格健全、能够立足社会的独立个体。父母完成抚育责任，子女成年之后适度放手，尊重其人生规划，两代人保持合理的生活边界。
 
       此种养育模式，利于塑造独立自信的现代人格，推动亲子关系走向平等松弛。可如果走向极端片面，也会弱化代际责任意识，滋生亲情淡漠、老人精神孤寂等社会问题。片面强调个体独立而忽略情感关怀，同样难以实现物质与精神双重充盈的完整幸福。
 
       时代环境已然变迁，我们既不能全盘抛弃传统孝道蕴含的温情内核，也不可墨守小农经济时代形成的功利化养老期待。立足当下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持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建立更为均衡、富有人性温度的现代养育理念。
 
       养育子女，不应将养老避险、传宗接续作为首要目的。为人父母抚育生命，重在涵养健全人格，培育生存自立的本领；子女成年之后，适时放手，尊重其人生选择，不捆绑、不控制。但独立不等于冷漠，亲情纽带仍需守护：成年子女常怀感恩之心，力所能及给予长辈情感慰藉与必要照料；养老则更多依托社会保障与个人积蓄，不再把安度晚年的全部重担压在子女肩头。
 
       概而言之：养之不为索取，孝发自于本心；放手不失温情，独立不忘感恩。 这套理念顺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传承中华孝道的善意底色，兼顾个体发展、家庭和睦与制度保障，正是契合新时代的文明养育之道。

本报特约评论员 陈启明
2026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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