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溥森：城市分區命名既要有方位感 亦應彰顯傳統和文化特征

   澳門社會民生促進會
   永遠榮譽會長 陳溥森

    日前，城規會在討論《澳門城市總體規劃》修改草案時，不少意見對當局以方位加編號的方法，對全澳18個分區（行政單元）的命名予以較大的關注。事實上，社會上早已有聲音認為，用數字編號命名城市區域，除了簡單好記，沒有方言讀音歧義，以及便於當局系統錄入、數據存庫和地圖編碼之外，實際上在某一方面犧牲了澳門的文化根脈和市民習慣。
    資料顯示，澳門的城市區域劃分可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間。即在1560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就著手以教堂為核心進行宗教性的分片。至於轉為民事行政分區，那是在十九世紀後經多次頒令修訂後成型。到1991年再次頒令修正各堂區的邊界，才確立風順堂區、大堂區、望德堂區、花王堂區、花地瑪堂區，以及離島的嘉模堂區和聖方濟各堂區等7個堂區架構，並一直延用至今。不過，在華人社區卻另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民間習慣劃分，如關閘、義字街、沙梨頭、下環、媽閣、新口岸等坊區，導至現實中形成兩套體系並存的狀況。盡管這些地域分區並不完善，也確有不足之處，但其通俗易懂、發言順口，利於大眾理解，尤其是保留了基層原真生活的底色，彰顯著命名區域的地理與文化特征，烙下鮮明的歷史印痕，故一直被固化和傳承下來。
    若然用方位加編號的方法，對全澳的分區命名，只能變成什麽新城A、B、C區、外港區1、2、南灣A3地段、氹仔中區2等等。枯燥而冰冷的數字缺乏方位感和特色，割裂了地方歷史的集體記憶，切斷了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本土文化的認同感勢必被削弱。更何況編號串聯英文字母，又夾雜阿拉伯數字，缺乏地域辯識度，基層大眾尤其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長者更不容易適應，容易造成日常溝通的混亂。據聞，內地西安等地是明確禁止道路命名使用純數字序詞，這並非沒有道理。
    澳門以“方位加编號”的方式，為18個分區命名，是伴隨著《澳門特别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 的編制過程而逐步确立的。於2022年2月17日正式生效，標誌著18個規劃分區並非臨時標識，而在法律層面得以正式固化确立。既然如此，為何又在日前召開的城規會上備受關注？連特區政府工務局長、城規會主席黎永亮也在會上表示：至於規劃分區的命名，他個人不反對加入居民熟悉的名稱，如新馬路、皇朝區等，可以探討考慮。事關地域分區是當局行政管理中統計和社區服務的一個單元，同城市布局、交通聯合和資源整合密不可分。在澳門與大灣區、與內地在經濟、文化、物流各領域深度合作的今天，如何做到資訊的同步更新，需要投放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不然的話，以前與現在大量使用傳統分區地名建立的舊檔案、文物、史料、郵政、醫療和不動產資料，以及內地證件、信用卡、醫療保險等，都必然會帶來兩者對照、銜接的困難，對城市品牌的建立和文旅事業的發展帶來不利，貿然推進恐欲速而不達。希望當局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從歷史、地理、民族、經濟、習俗等方面，展開多维的專家論證，同時征求和尊重社會公眾意見。
             2026年11月2日

责任编辑：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