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大方｜羊场坝乌鸦洞 ——抗战时期中国第一座专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上篇）
2026-10-19
来源：大湾区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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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乌蒙山深处的乌鸦洞。没有电，别说开工建厂，连生活用水都抽不上来。
工厂在美国购置了燃烧无烟煤的蒸汽发电机，运到缅甸仰光后，因为超重无法通过滇缅公路，只得廉价出让给印度。技术人员看着西南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木炭汽车，忽然有了主意——用无烟煤制成煤气，驱动已退役的大马力航空发动机来发电。经过无数次失败与再实验，乌鸦洞里的灯，终于亮了。航委会的美国顾问来厂观察时，对此啧啧称奇。这个细节，像是这座工厂命运的隐喻：在最简陋的条件下，用最笨拙也最聪明的办法，去追赶一个几乎不可能追赶的目标。 乌蒙群山绵延起伏，旧时叫大定，如今叫大方。羊场坝的乌鸦洞、清虚洞，巨大的喀斯特溶洞静立山野。很少有人知道，八十多年前，这里藏着抗战时期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秘密——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在山河破碎的年代，一群人把“航空救国”的梦想，安在了大山的岩洞之中。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的战机、发动机几乎全都依靠国外进口。一旦国际补给通道被切断，空军便无机可用。1939年夏，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决定筹办国内第一座专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同年11月21日，发动机制造厂筹备处在昆明成立，任命留美取得航空工程硕士的航空机械学校教务处长李柏龄为筹备处长，12月1日开始运作。
关于建厂经费，有史料记作340余万美元，有史料记作约344万美元，也有研究者根据借款拨付记录推算“约近350万美元”。这些数字的差异来自统计口径不同，但资金源头是清楚的：蒋介石五十寿辰时民间“献机祝寿”募集的款项，因购机未果，转为建厂投资。此外，据台湾学者研究，建厂及购置机器设备的费用有相当部分是从第二次“滇锡借款”和第四次“金属矿砂借款”项下拨付的——赛克隆发动机制造权26.3万余美元，第一期自美新购装配试车工具设备约15万美元，第二期向美购进发动机毛坯、铸件、锻件及配件等共需138万美元。
当时国内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李柏龄亲赴美国网罗在美航空工业任职的中国留学生。李耀滋、钱学榘、张汝梅、梁守槃、程嘉垕、胡旭光、沈运乾等七位航空工程专家，先后被招揽入厂，成为制造厂最初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这些人，后来各自成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领域的奠基者。筹备处最初选址昆明安宁县柳坝村前中德飞机制造厂旧址。但法属越南被日军占领，昆明屡遭轰炸，筹备处厂房亦遭波及。1940年10月，上级指示另觅厂址。随即勘得贵州大定县羊场坝的乌鸦洞一带，决定迁厂。
乌鸦洞纵深900米，洞厅开阔，厚重岩层可以天然防空；两公里之外的清虚洞有溪流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临近清毕公路，方便物资运输。1940年11月动工，1942年12月建成厂房、办公大楼、工程师大楼及宿舍等建筑。1941年1月1日，工厂在大定新址正式成立。
工厂由蒋经国出任名誉厂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事实，说明这座山洞工厂在国民党高层政治中的象征地位，也解释了蒋介石后来为何会亲自视察、题词。
第一任厂长李柏龄，任期1941年2月至1945年8月；第二任厂长王士倬，任期1945年8月至1948年初；第三任厂长顾光复，任期1948年3月起。王士倬是清华大学教授、钱学森的导师，1934年至1935年在北京和南昌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国最早的两座航空风洞。钱学森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后，清华大学为他安排了四位实习指导教师，王士倬是其中之一。汪福清自始至终任生产厂长、总工程师，是这座工厂技术脉络的实际贯穿者。
汪福清1913年12月生于浙江慈溪，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38年任昆明航空军官学校机务科员，1942年任贵州大定发动机制造厂驻美国办事处技术员、副厂长兼制造处长。1949年后，他选择留在大陆，继续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
战时为严守军事机密，工厂对内正式厂名是：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对外公开名称为“云发（Wind Fly）贸易公司”或“云发机器制造公司”，对内简称“发制厂”或“航发厂”，通信代号123信箱。当地人大多只晓得这里有家神秘商号，并不知晓山洞深处正在制造飞机的“心脏”。
据航空工业史料记载，厂内安装有当时具有40年代先进水平的新式机床100多台及专用设备和试车台，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G 105B型1050马力发动机300台，约相当于当时美国莱特航空制造厂年产能力的1/16。
钱学榘（钱学森堂弟），1915年生，空气动力学专家，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后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曾任美国波音公司工程师。1939年回国进入大定厂任工程师，后任机工课课长、第二任总工程师。
李耀滋，1941年2月至1944年秋任第一任总工程师兼工务处长，1937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航天系教授。 程嘉垕，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研究所进修，1938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1年自美返国，参加大定厂建厂工作，历任铸工课课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任期1941年6月至1947年5月。后来被誉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吴大观，1942年8月从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厂任设计科技术员。他后来回忆：“给我安排的工作在设计科，负责接收从美国来的资料——工艺规程、技术图纸。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技术资料室。”在潮湿泥泞的乌鸦洞里，他开始了设计研制航空发动机的生涯。
全厂编制初定官佐28员、机械士100员、学徒30员、士兵37员。建厂伊始，一般技术工人来自航委会由各兵工厂与飞制厂抽调的熟练工人，并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大学招募1941年应届毕业的20余名青年学子。
清虚洞距乌鸦洞约两公里，被征用建造火电厂、翻砂厂、螺旋桨厂等。设厂的各种机具多半由滇缅公路抢运到国内，共达500余吨。由于厂区交通偏僻，物资供应不足，加上规模宏大，主体建设整整两年才竣工。
深山生活格外艰苦。冬天阴冷潮湿，鲜菜稀缺，煤炭物资全靠骡马驮运。工厂开设甲、乙、学训三级技工训练班，面向社会招生，培养技术人员约500名，也成为贵州最早开展系统化航空技工教育的地方。此外还开办员工训练班，第2任厂长王士倬到任后继续支持开办员训班。王文焕晚年回忆，大定厂是军队编制，“工厂虽有警卫连站，但为免土匪抢劫，厂方发给员工枪支，夜里还要排班站岗，整天都很紧张”。周边老百姓远远看着这里岗哨林立，往来人员行色匆匆，说不清山洞里面究竟在做什么。
建厂规划分为三步走：第一阶段，使用美国进口零件开展整机总装；第二阶段，进口毛坯件，国内自行加工零部件再装配；第三阶段，全部零部件实现100%国产自制。受战争封锁影响，后来滇缅公路中断，原材料供给时断时续。当时制造航空发动机的原材料均须从美国进口，由于整个重工业基础很差，许多材料都无法生产。后来材料用完了，航委会也无法再经费支援，使得航空发动机的生产工作一度进行不下去。即便仅仅完成第一阶段组装工作，已经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在那个时代，实现“完全自制”的目标依旧遥不可及。
1944年10月，吴大观被工厂派往美国接受发动机制造方面的专业技术培训。“那个路可不好走啊！”他后来回忆，沿驼峰航线穿过喜马拉雅山到巴基斯坦，在军舰的护卫下，从印度乘船经过日军染指的南太平洋到澳大利亚。在美国莱可敏航空发动机厂和普惠公司学习期间，他一天工作学习16个小时以上，不仅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活塞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还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发动机，并专攻了齿轮加工技术。
1945年春，工厂装配试制成功G 105（莱特Cyclone，旧译赛克隆）1050马力活塞航空发动机。自制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在大定厂诞生，经自制风洞测试，符合要求。后来风洞测试数据又送经美国莱特公司鉴定，认证合格，可以批量生产。
至1946年底，厂内完成整体装配的发动机30余台，经100小时耐久性试车后，合格者32台。其中编号为34639和34640的两台发动机，安装在C47 A273号运输机上作为动力源，进行发动机空中飞行性能测试。从昆明直飞南京，装配课长杨伦随机同行，四小时之后，飞机安抵南京机场。这证明自制发动机的性能良好。32台发动机全由航委会接收，程嘉垕总工程师也因此获颁云麾勋章一座。
需要说明的是：该批发动机主要依靠进口散件总装，部分零部件实现国内加工试制。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G105B发动机零件114种，并非全部零件完全国产制造。
样机问世的时候，抗战已经临近尾声，这批发动机没能奔赴战场杀敌。海外零件供应日渐枯竭，关键备件耗尽。王士倬厂长提出“以厂养厂”的办法，利用发制厂的技术优势，生产汽车零配件，如活塞、活塞环、活塞销与汽缸套等。此举不仅保存了发制厂的技术能量不至流散，还可解决经费来源。产品享誉西南，盛名传遍全国，大定厂成为战后西南地区重要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 然而，这座山洞工厂的故事，远未结束。（作者 陈述 编辑 张涵坤）
